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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今天我报告的题目是：以人为本，求真致用——纪念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90周年。
90年前，中国还处在国势衰弱、民族危亡的时期，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秉志、赵元任、周仁等一群怀着“科学救国”理想，留学美国的中国青年，为创办一份名为《科学》的杂志，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国科学社”的团体。今天，中国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正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回顾当年《科学》的创刊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1915年，对于中国《科学》的创刊，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以
“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的感慨，表示了一个大发明家的祝贺。这位发明家把一群学子创办的一份刊物，与一个民族的觉醒联系到了一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中，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与民族科学意识的觉醒是有着深刻关联的，后者是前者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民族现代意识和科学意识的觉醒又往往是由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实现的。
任鸿隽等爱国留学生，在接受数年系统科学教育后，对先进的科学文化有了较深入的理解，认识到“科学”和“民主”一样，是中国救亡图强所必须的。还认识到，科学是“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是“西方文化之泉源”，而“非指一化学，一物理或一生物学”，要“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所以，他们联络一批志同道合的学子，结成中国科学社，办起《科学》杂志，树立“传播科学”的职志，开始了将科学作为一个完整知识体系在中国进行传播的历程。他们传播科学的一系列开创性举动，是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德、赛两先生的呼唤，正是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和“民主”呼唤的更大发展，从而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意识和科学意识的更大觉醒。
当年，中国科学社的前辈们是以“开路小工”的精神，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来在中国传播科学的。对于当时的情景，赵元任自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在中国科学社的幼年期间，我们这些创办人“试图节省我们微薄的收入，以便使中国科学社得以维持。我的一位康奈尔同学邓宗瀛发起了一个经济上的节食竞赛，一些时候是每天5角，另一些时候则是每天3角5分，很快我们两人便都因感冒而躺倒”。
胡明复也曾经说过：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里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献身科学的事迹和精神，曾得到同代人的钦佩和赞扬，更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
中国科学社的前辈们，在异国刻苦求学的生活中，对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也有了切身的感受。正因为他们认识到科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所以才在《科学》发刊词中，针对当时中国“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的衰微情势，发出“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的呼唤！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在向国人传播世界上各门各类最新科学知识的同时，努力地阐述科学与实业、与教育……与关系到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宣传科学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当时，国人对科学是什么，尚知之不多，更知之不清，中国科学社前辈们对科学社会功用的正确阐述和宣传，正是对中国公众现代科学意识的一种可贵启蒙。
更难能可贵的是，中国科学社的前辈们，不仅对科学“致用”的一面有正确的认识和宣传，也对科学“求真”的一面有正确的认识和宣传。《科学》在发刊例言中就申明“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并且几十年来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传播科学之道。对于“求真”这一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杂志很早就刊载文章指出“科学当然之目的，则在发挥人生之本能，以阐明世界之真理”，“唯真理是求，不为利夺，不为害怵。必此种精神弥漫于学人心脑之中，而后科学萌芽乃有发生希望”，并且长期坚持这方面的阐述和宣传。正确地认识科学的本质，当然也是当时中国公众现代科学意识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今天看来，当年《科学》上刊载的有关科学本质的论述仍有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
创刊以后的几十年里，《科学》上一篇篇“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的文字，记录下的正是中国科学社前辈们“求真”和“致用”并重的办刊之道。前辈们“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有“以人为本”的追求，追求的是人的教育。用任鸿隽的话来说，是人的“心能之训练”。对于“科学的心能”，任鸿隽的解释是：“注重事实，执因求果而不为感情所蔽、私见所移”，“以此心能求学，而学术乃有进步之望。以此心能处世，而社会乃立稳固之基。”
这种“科学的心能”，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人的“科学素质”。
后来，任鸿隽多用“科学精神”一词来表达上面说的“心能”，并把“注重事实”和“执因求果”进一步表达为“崇实”和“贵确”，说它们是科学精神的“不可不具之二要素”。任鸿隽还指出：科学精神是人的“性理中事”，“非摹拟仿效所能为功”；而且，离开了科学精神来谈科学，则是“拔本而求木之茂，塞源而冀泉之流”。为能木茂泉流，中国科学社前辈们抓住了培养人的科学素质这个根本来办《科学》，以树立完整的科学观为重，避免单纯灌输让人“摹拟仿效”的知识。在今天，这种植本溯源、落脚于科学素质提高的传播科学之道，也是十分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科学》杂志在自己的90年历史中，曾两次停刊，两次复刊。1980年代初，《科学》酝酿第二次复刊时，中国科学社已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存在于中国科协的前身历史之中。1985年，经曾任《科学》编委或主编的张钰哲、刘咸、张孟闻三位学者，同何泽慧、卢鹤绂、曲钦岳、郝柏林、陆埮等学者联合建议，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等的指导帮助和全国科学界许多知名人士的关心支持下，组成了以科学家为主体的几十人的《科学》杂志编委会，实现了《科学》的第二次复刊。同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也组成了《科学》杂志编辑部，在编委会指导下工作。复刊20年来，《科学》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密切合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努力地继续着前辈们所开创的传播科学的工作。
今天，经过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正从以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为特征，转向以知识化、网络化、国际化为特征，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而不只是部分成员理解和掌握科学，努力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已成国际社会共识。而且，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本来就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现代人的素质又是以科学素质、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素质更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与历史上相比，中国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整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新的现代化特征所要求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中国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任务还很重，需要包括传播媒介在内的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走过了90年传播科学路程的《科学》杂志，当然也要在祖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贡献出一份科学刊物应尽的社会责任！
回顾90年的历程，《科学》杂志要以前辈们办刊的宝贵经验激励自己，面向科学发展观揭示的现代化方向，以人为本，即以促进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归依，努力做好传播科学的工作。
传播科学，以人为本，《科学》要坚持和发扬“求真致用并重”的办刊之道，努力促进读者理解并树立完整的科学观；
传播科学，以人为本，《科学》要保持和发展“隔行能看懂，本行受启发”的高级科普风格，吸引读者关注科学家探索前沿的求真之心，理解求真的科学有促进人和社会进步巨大功能的致用之理；
传播科学，以人为本，《科学》要保持和发展在选题、取材和表述上的综合性特点，注意“理工结合”、“文理结合”、“科学艺术结合”,注意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对科学内容作溯源畅流的、准确生动的报道；
传播科学，以人为本，《科学》要保持和发展“三位一体”的办刊方式，利用互联网和多媒体等手段，坚持办好以“科学社”命名的刊物网站，坚持办好以刊物“知识讲堂”栏命名的讲座，以刊物－网站－讲座三位一体相互促进，努力扩大办刊的影响；
传播科学，以人为本，《科学》要保持和发扬“以刊会友”的办刊精神，亲近读者，亲近作者，借助于通信、通话，座谈、讲座，拜访、研讨等途径，实现编者－读者和编者－作者间的“双向互动”，努力提高办刊的效果。
传播科学，以人为本，是《科学》的生命线。过九十，迈一百，十年之后再回首，《科学》将是百年身。《科学》愿永远做松土浇水的小工，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求真致用”的花果茂盛，而耕耘不懈！
讲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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