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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前辈、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我今天提供给大会的研讨题目是：中国科学社是“科学救国”运动的先锋队。我的论文已经印出来了，大家手里都有，我就不想照这稿子念，主要通过回顾一下历史的照片，看图说史，捎带着有点议论。
我们把历史镜头回到90年前，这是1915年1月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印制的《科学》杂志创刊号，这是第一期。右边的图是《科学》杂志的发起人和中国科学社的创立者们在1914年6月10日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生公社，在任鸿隽的房间聚集起来商讨如何办《科学》杂志的住的地方。当时由《科学》杂志的9位发起人，我找到他们在1914年、1915年的照片，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是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周仁、秉志、过探先、金邦正、章元善。他们在发起之后，先以股份公司形式成立科学社，来办《科学》杂志，通过了招股章程后，大家开始交钱，当股份达到一定数量后，他们召集股东开会，这大约在1914年8月11日。其中的人物有周仁、任鸿隽、赵元任、杨杏佛、（这个可能是）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其中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胡适之先生。有了钱的支撑，开始为杂志写稿，后凑集起三期稿件和钱带到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印制。这大约是在90年前的几个历史镜头。
在十年前，我们曾经纪念过科学社成立80周年，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回顾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这样的口号和这样的思潮，就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回顾20世纪的历史，看看《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在20世纪的中国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不是单纯的是一个回顾和纪念，应该从历史的角度，从世纪回顾的角度，看中国科学社的历史地位。如果把科学社放到整个中国近现代科学事业发展的历程中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一些关节点。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科学不是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继承，而是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
西学东渐开始于1582年，传教士把西方科学（不完全是近现代科学，包括古希腊科学和后来不断融进的近现代科学的成果）传到中国来。西学东渐的过程比较漫长，经过晚明盛清，到洋务运动，一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从儒家的经学知识结构转变为现代科学知识结构，这是出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15年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酝酿发起的一年，这一年由中国科学社开始了中国科学体制化的早期探索。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这是标志中国科学体制基本确立的一个标志点。1956年，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向科学进军，中国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1978年科学大会、1985年，科学体制改革、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我想，从这样一个历史的大时间尺度上，看中国科学社在中国历史、中国文明史、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进行考察。
今年的9月4日是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100周年。科举制度废除对科学教育有重要的作用，标明了中国人从儒家的八股考试、经学知识结构转变为现代科学知识结构。这两张照片的具体年代不见得很准确，但大致反映了两个时代。一个是科举时代，中国人要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学作八股文。科举制度废除后，进入另一个时代。这两张图片上的人穿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边是在私塾学馆里，这边是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当然很穷苦，用一个手摁住辫子的一点作为圆心，用另一个手按住辫梢一端画圆。
在科举制度废除的前十年，1895年，正是甲午海战，然后又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赔银二亿两。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仅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而且受到东瀛小日本的欺辱。这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感到了有一种亡国灭种的威胁，当时严复受到社会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积极考虑思索这些问题，他就提出了要用西学格致来救中国，当时科学这个词还没有传进中国，他就将science翻译成西学格致，他认为只有用西学格致才能救中国。这样，严复先生实际成为科学救国的先声。但那时他太超前了，他的声音太微弱了，他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呼吁，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他在提出西学格致救亡的同时，还猛烈地批判科举制度。
到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制度，出现了留学大潮。使得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从传统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应该有三个标志。一个是经学知识体系向科学知识体系的转变，一个是儒士阶层演化为近代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中有一支是我们第一代科学家。再一个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建立科学的体制。大致上，这两者可以分成科学传播阶段和科学体制化阶段。中国科学社在科学传播和科学体制化两大阶段，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在废除科举制度的十年后，即1915年，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科学》杂志，在《科学》杂志的发刊词上提出：“继兹以往，代兴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为科学乎，其为科学乎！”那意味着要救中国只有靠科学。
在1914年，在中国清华学堂派出去的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与侯德榜、叶企孙同行的留学生中，有一位女留学生陈衡哲，她后来是任鸿隽的夫人，她在回忆录里说到：“我是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地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是任叔永先生。”这个任叔永就是任鸿隽。
要探讨科学社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就应该从科学传播和科学体制化这两个很重要的科学发展必经的阶段来进行讨论。科学传播大致有这么几个阶段：一是晚明到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这一阶段传播的科学知识很零散、不系统，有些虽然很重要，但受到中国社会文化本身的影响，不可能做到很系统地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其传播人——传教士们的水平也有一定的局限，另外中国对西方科学的需要主要还是从实用的角度来取舍。
到了20世纪初，那场教育变革之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开始兴建新学堂，出现留学大潮，中国开始了科学教育阶段，利用政府的行政力量推行新的科学知识体系，再通过学校系统进行传播。20世纪初年的科学传播经历了一个教科书时代。为什么称这个时代为教科书时代呢？这是因为学校里的中小学教育和社会各阶层愿意接受新学的人，都要用那个时代教科书进行学习，了解新学。这时主要以留日学生为主体作为传播者，水平不高，基本上是中学水平。但这十年，正好打造了中国科学教育中学水平的基础。这时，后来成为中国的第一代科学家的中国科学社的先驱者们恰恰是在读小学的阶段，或者读中学的阶段。他们多数出生在1890年前后，任鸿隽、秉志1886年出生，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章元善1892年出生，杨杏佛1893年出生。
到了《科学》创刊之时开启了科学传播的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明言自己是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口号，它把科学传播的内容、水平向前大大提高了一步。另外，她在向国人传输各门学科最新知识的同时，还介绍整体的科学，涉及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跟工业的关系，跟教育的关系，跟社会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科学史、科学家。她传播的内容不单纯是一门一门的学科，是学科的整体。再者，是科学传播主体的改变，由原来教科书时代中学生水平的传播主体，到了《科学》杂志创办者们都受了大学教育，水平大大提高了。
除科学传播外，在科学体制上的探索上，科学社以英美的科学体制作为模板回到中国来传播。世界上有两种科学体制，学英美型还是法俄型的，这有个国情的限制。中国科学社在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中，制定了比较严格的章程，每年召开年会。这是首次年会。这是1947年的25次年会，是在上海召开的，照片上这是任鸿隽，这是竺可桢，这是卢于道。中国科学社的事业，有生物研究所，1922年创建，研究所的楼是1931年建成的，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日本人烧掉了。1931年创建明复图书馆。还有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解决有科学特点的书刊出版和仪器的仿制的工作，1929年建，1931年搬迁到上海延安中路。1933年还创办了《科学画报》。
中国科学社的事业，不仅在科学传播、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中国科学社是走在前面的，比如传播科学精神，周院长在报告中提到了。这个社徽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科学社的办刊宗旨“求真”和“致用”的两个方面，这是格物致知，这是利用后生。一个方面体现“求真”，另一方面体现“致用”。社徽的设计者是吕彦直，他也是南京中山陵工程的设计者，但是英年早逝。从科学精神传播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早年提倡认天理，后来认公理，科学社提倡“求真致用”，作一个标志，是求真理。关于科学精神的表述，任鸿隽讲“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后来，竺可桢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过关于求是精神、是非利害于科学精神的关系。周院长在当年重提科学精神。
从这几方面来讲，中国科学社无愧于科学救亡运动的先锋队。有的朋友说叫“先锋队”是不是高了。我想这也没有什么高的。要往高里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往低里讲，想当年我也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往宽里讲，有1935年，由蒋南翔、李昌、于光远他们发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所以，还是要从历史作用上看。中国科学社的的确确在科学传播、科学体制化，很多方面，包括科学精神传播和科学文化革新等等方面，她都是起这样的作用。
从1895年严复提出西学格致救亡，到1915年任鸿隽提出科学救亡运动，再到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是一个历史的传承（虽然相隔时间久远）。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科学社是“先锋队”。
关于胡明复生平的简介
胡明复在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早期，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胡明复生于1891年，属于第一代科学家中的重要一员，是1910年庚款派出的第二批留学生的一员。
这是胡明复、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在考上庚款生后，出国前拍的照片。这张是科学社第一届的五位董事：秉志、任鸿隽、胡明复、周仁、赵元任。这是1920年在南京召开第5次年会的照片，是在南京的成贤街，正式拨给（当时是借给）中国科学社作永久社址，刚刚接到，还没有人居住的情况下，先在这里开会。右边的那位是胡明复，这是胡敦复。还有一位胡刚复，因为这张是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学生参加的这次会议的合影照片，胡刚复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没在照片中。胡明复是中国古代教育家胡瑗的第31代孙，胡家是教育世家，到他们这一代，胡明复、胡敦复、胡刚复继续从事教育，但是教育的内容已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科学教育方面的胡门三俊。
胡明复是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是中国数学第一位博士，也是中国人在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位博士。回国后，他婉拒了蔡元培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坚持要在上海一肩担着科学救国，一肩担着教育救国。因为科学社的社员毕业回国后需要到各地找工作，不能像留学时在坚持学习的同时办杂志，一找工作，各人都四分五散了，没有人再坚守《科学》杂志的岗位。胡明复就坚守在上海担负起这个工作，组稿还是大家组，校订则由胡明复在上海完成。胡敦复是上海大同大学的校长，胡刚复和胡明复都要帮助他们大哥把大同大学办好。大同大学是私立大学，那一代的很多科学家都有一个信念，就是要按英美的科学体制和教育体制，不依靠政府，自己在社会当中坚持办学。有这么一个信念，他们就是要把私立大学办好。1927年，胡明复在回无锡探亲的途中，天热在太湖游泳时淹死了。后来他的墓葬在杭州烟霞洞旁边的一个山坡上。
中国科学社为了纪念他，在上海建立了以他命名的明复图书馆。国民党政府曾经用通令的方式褒奖胡明复对科学教育的贡献。胡明复先生是有条件在科学研究上作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如严济慈等，当年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学习的时候，都听过他的课。但他自己没有这么做，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条件不合适。他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不幸生在现在的中国，只可做点提倡和鼓吹科学研究的劳动，现在科学社的职员社员不过是开路的小工，哪里配称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将来果能与西方并驾齐驱，造福人类，便是今日努力科学社的一班无名小工的报酬。”这种牺牲精神，我们什么时候读到，都会受到感动。
任鸿隽在1916年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上演讲时，最后有一句话很诙谐，他讲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兄弟倒要请诸君做一个短梦，看一看中国科学社未来的会所，这个会所盖在中国一个山水幽胜、交通便利的地方，外观虽不是华丽，里面却宏长深腹、恐怕比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校新建的校舍还不相上下，其中有图书馆，有博物馆，其余分门别科设了几十个实验室，请了许多本社最有学问的社员，照培根的方法研究世界上科学家未经解决的问题。本社所出的期刊书籍，不但为学校的参考书，且为各种科学研究的根据。”由此可见当时1915－1916年时，他做的是这样一个梦，我们现在早已实现了，而且大大超过了。
现在，在严复先生提出“格致救亡”的100年之后，在科学社先驱提出“科学救国”的90年之后，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科教兴国”的10年之后，我们来纪念科学社，纪念《科学》杂志，这是对先贤的缅怀，也是对我们自己的鞭策。为此，我们应该缅怀先贤、继往开来，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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